采访组：在陕北插队的经历对你们这一代知青有哪些影响？
艾平：从我个人经历来看，下乡插队让我对中国农村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会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会懂得中国为什么是这种情况。中国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80%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不了解这80%的人口是怎样生活的，就谈不上对国情有深入了解。
我出生在清华园，这个地方在中国是一个象牙塔。我们小的时候，清华校长蒋南翔给我们“设计”的人生道路就是：在清华园里上幼儿园、上附小、上附中、上大学，最后当一个红色工程师。没有坎坷，也很平淡。如果没有插队的经历，蒋南翔的设计就是“一条龙”，那会是很顺利但又比较平淡的一生。走那样的路肯定会很轻松，也没有什么磨难，而且可能有所成就，但那样就会失去很多了解国家、了解人民、了解民族从而了解世界的机会。这就是我对陕北插队这段经历总体上的认识。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的。毛主席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底什么叫“再教育”？农民能不能教育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起码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教育。知识青年确实受到了深刻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了他们呢？可能不一定是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而是现实生活本身、是农村生活本身。
我实际在村里只待了两年多时间，但就是这两年多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养尊处优的人永远都不会了解生活的艰难，哪怕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农村生活的最基本内容都非常艰难，包括吃饭、喝水、烧火做饭、照明点灯，等等。在城市里，虽然生活并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和方便，但起码不用为最基本的生活发愁。拧水龙头就会有水，做饭就用蜂窝煤……在城市里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事情，在农村却是千难万难。
我们刚去的时候，国家还是做了一些安排的，给了二百四十块钱安家费和一年的布票。这二百四十块钱安家费，我们可以从中用来买个箱子，当时箱子很便宜，余下的还可以买一套外衣，然后还包括大概有半年多的伙食费。我们去的时候是1月，从1月到秋粮下来的这段时间，国家供给知青粮食，每个知青每月四十五斤的定量。这是很高的标准了，原来在北京我的定量大概也就是三十斤左右。
我们到陕北的第一年据说是一个少有的丰收年，而我的全年收入只有二百六十斤原粮，还有六块钱。这意味着，我第二年每个月的原粮不足二十二斤，每个月的现金收入只合五毛钱。在集体经济的情况下，我的这个数字基本上代表了我们全村甚至整个延川农民经济收入的情况。这个经历我后来跟很多外国人都讲过，就是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