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除早），我们就只能挣5.2分。
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一角一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分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随着时间延长，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长到10分了。
采访组：习近平曾提到，初到梁家河时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后来经过姨姨、姨父教育，他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这一段经历，对习近平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请你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说实话，我并没有感觉到梁家河的老百姓对近平印象怎么不好。倒是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那也是刚到农村的头一个月，我和近平到文安驿公社另一个大队去玩，那个队也有我们八一学校的同学。谁知刚到那里不久，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文安驿公社全体知青和基干民兵到公社开会。由于通知规定的时间很急，我们就与那个大队的知青与基干民兵一起步行向公社进发，队伍由那个大队党支部的宋书记扛着红旗前行。走了一段快到公社会场时，隔河相望，看到梁家河的队伍从沟里出来迎面走来，于是我们就离开原来的队伍越过干涸的河床与梁家河队伍会合。没想到，到了公社会场便有“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的喧嚣。这使人意识到，近平由于家庭原因目标大，早已经被一些人注意上了。这件事情不大，但传播得挺快挺广。其他村子不了解情况的农民纷纷向梁家河群众了解情况，就连公社干部也注意到并向梁家河群众询问习近平这个知青怎么样？不成想梁家河的乡亲们异口同声说近平是“好后生”，“好的啦！”这样才使得一场风波消散于无形，最终没有造成后果。后来近平谈到陕北的人民收留了他，爱护他也保护了他，是有事实根据的。
以后类似的事情还多次发生过，但凡遇到有招工招生、入团入党之类的事情，就常会有人向上面“反映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无非是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关。这些无端的非议与“特殊对待”，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别人是从零开始，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正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你们看来，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
雷平生：近平插队七年中，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变化，但不好说有明显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是，从1969年1月到这年的秋天，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从1970年初到1972年回京，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审查中的父亲习老，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刻苦磨炼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信，也开朗多了。大约应该从1973年后半年，特别是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队”工作后，他的思想处于明显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段，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自己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这一段如果一定要讲有“转变”，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对这个“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兴、公社干部刘明升，梁家河大队支书梁玉明，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
1973年后半年，近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粟的鼓励，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整队”。近平珍惜这个机会，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得到赵家河群众的交口称赞，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的注意。据近平回队与我闲聊时讲，赵书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态度热情和蔼，鼓励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我认为这位赵书记极善于做思想工作，重视人才。为了使近平放下思想包袱，在交谈中，赵书记特别谈到了自己所知道的习老当年在陕北的革命经历和业绩，谈到了陕北老百姓对习老的怀念和尊敬，当然也谈到了群众与组织对近平的期望。这些谈话，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那几天，我感到近平已经彻底从几年来的忧虑和苦闷中解脱出来。赵庭壁书记不仅与近平沟通交谈，而且付诸行动。当听说近平在文安驿公社申请入党几次都得不到县里批准，赵书记就到县里找文安驿公社的白光兴书记商量，要求将近平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来落户，培养入党。文安驿公社白书记坚决不肯放人，说这是文安驿公社“自己的人才，自己会用”，“近平的组织关系，文安驿自己会考虑培养解决”。
从这时起，近平不再犹豫、彷徨，充满信心全身心投身到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此时他的思想，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生目标。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采访组：对基层群众感情至深，是习近平的显著特点。请你们结合当时的经历，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雷平生：好的。先说一件我们刚到梁家河后队时的事。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有及其子张清远家的窑洞，吃饭在30米外邻近坡上的张贵林家窑洞。张贵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他从1936年到1960年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到村里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为了腾出一孔窑洞给我们知青做饭吃饭，和他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我们叫她高老婆儿，还有女儿，以及老母亲，全家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