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爱莲
小时候，还没有实行大包干，正是收水稻的季节，父母总是两头不见太阳地在生产队忙碌。
这天晚上，我跟大哥和弟弟在西间炕上睡下了，也不知几点，父母从生产队打场回来，悄悄地把我和大哥叫醒。我睁开睡惺的眼，大哥翻了个身，不情愿地嘟囔着什么。母亲说：“快起来，吃桃酥了!”
听到“桃酥”俩字，我们的眼睛立马雪亮起来。那时候，一年到头吃不上一两次桃酥。生产队破天荒地给每个加班的人发这么好的晚餐。母亲从口袋里摸出个桃酥，掰成两半递给我和大哥。我知道，不管打夜班分什么吃的，父母从来不舍得吃，全都带回家给我们。
我望着母亲，把桃酥擎起来，送到她的嘴边。母亲说：“吃吧，我吃一个了，吃完快睡觉!”
我把这半个桃酥掰成两半，说：“这块儿留给弟弟。”比我小四岁的弟弟，睡得正像小猪一样。“傻闺女，吃吧，俺给你弟弟留了一整个呢!”昏暗的小煤油灯下，母亲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春节，母亲让初学裁缝的姨姨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我的是红黄相间的小格子褂。母亲一再嘱咐，过年这天吃完中午饭才可以穿。我们几个女孩子都爱炫耀，趁着父亲和哥哥弟弟们贴春联，我偷偷穿上新衣服，溜出去找同伴，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地显摆，中午饭都不舍得回家吃。
实在是玩累了，我独自往家里走。老远就看见母亲在院墙东边的草垛旁抽麦秧草，我有点儿惧怕，怕母亲埋怨我提前穿上新衣服，便硬着头皮慢吞吞地往前走。
母亲也看见了我，她直起腰，呆呆地望着我，直到我走到她跟前。她才回过神来，喊着我的小名，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这是小二嫚呀，我当是谁家的小闺女呢，真俊，穿上新衣服认不出来了!”
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哭了，泪水滴在我昂起的脸上。
我们兄妹几个长大后，父母用他们操劳大半辈子的钱，为我们成了家，他们却不知不觉变老了。我跟大姐和弟弟住在水集，几乎是每个周日回老家。
今年，母亲经常打电话，你爹的阿司匹林还有，消炎药不多了;我的养心氏药也不多了，回来捎几盒吧。前些天，母亲难为情地打电话：“回来时给你爹买几包纸尿裤吧，腿脚不方便开始尿裤子了……”
听到这些，心里不是滋味，父母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从未要求我们回报，等我们长大成人有能力孝敬他们的时候，药品却变成了他们唯一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