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永贵 采访整理：倪威睿
我叫李永贵，1933年出生，1944年加入八路队伍，1945年正式入伍。我经历了多次战役，平津、淮海、渡江、抗美援朝中都有我的身影，有时我的脑海里还能回想到这些战斗的岁月。
寒天冻地寻亲路
我是1944年从村子里逃出来的。当年我们小夼村，有不少人都去当“黑八路”，打鬼子。敌人说是“黑八路”，我们自己的说法就是游击队，我们的队伍就是在敌后做斗争，打鬼子救百姓。
当年从村子里逃出来的时候，我还不足14岁，半大小子。因为我哥哥早年参加了“黑八路”，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知道了，敌人就把我父亲杀了，抄了我们的家，想要斩草除根。我从村子里跑到了河里套去找我哥哥他们。
那时候是1944年11月，大约是15号。我穿着一件破棉衣，一条布裤子，赤着脚往西走去找我的亲人。一路大雪纷飞，寒风夹着冰冷的雪片向我心口窝里面钻，我避无可避，真是要把我冻死了。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要冻倒在路上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个草棚子，里面还有一堆玉米秸秆，我就钻了进去，迷迷糊糊睡着了。
睡到五更天的时候，我听见棚子里有人说话，就睁开眼睛端详，是两位大哥也在草棚子里面躲雪。他们看见我，就问我在哪里干活，叫什么名字。我就把我的事情说了说。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遇难必有救急人”，原来这两位大哥就是活跃在河里套的游击队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其中一位高个子大哥跟我说：“好孩子，我领你去找你哥。”
拂晓时分，我跟着两位大哥往前走，到了一个村子，他们把我领到了三间草房子里就出去了。房子里面有个大哥正在做饭，一边做饭一边问我是哪个村的、叫什么。我一一作了回答，做饭大哥说：“你哥哥出差没回来，你们小夼村有个叫李振东的，你认识么?”我说：“他是我一个村的哥哥，早年当了八路。”做饭大哥说：“你算是来对了，他是我们的特派员啊。”
过了一会儿开饭了，来了六七个人吃饭，做饭大哥给我一个大玉米饼子，我正狼吞虎咽吃着，带我回来的两位大哥进来说：“特派员李振东知道你这个事情了，正派人找你哥哥回来，你先暂时跟着做饭老王做个打下手的吧。”后来联系上哥哥，他也知道了家里的遭遇。
小小“武工队员”
当时在河里套住下后，我还没有算正式入伍。当时的特派员、武工队指导员李振东管着莱西南、即墨、莱西三个武工队。提起武工队，都是地方武装的好汉子，鼎鼎有名，日庄、即墨、灵山的敌人闻风丧胆。
有一天晚上，一个姓曹的干部跟我说：“小李子，跟我走。”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太小了，可能游击队的领导怕我有危险，就想让武工队在出任务的时候带着我，找个村子把我安置下来。
晚上，我和曹大哥一直走了三十多里路，来到一个村子的草屋子中。只见屋子里有十几个青年，扎绑腿的扎绑腿，补衣服的补衣服，这些青年们一个个人高马大，都跟小老虎似的，有万夫不挡之勇，这些就是武工队员。
曹队长一进屋子就说：“同志们，有任务，马上整理装备，准备出发。”我就在屋子里看着曹队长把刀插进了绑腿里，顺手抄起了三个手榴弹。我跟曹队长说：“队长，给我个手榴弹吧。”曹队长说：“你在这等着，我们马上就回来。”我说：“不，我要跟着你们。”曹队长想了想，就给了我一颗手榴弹。一般的手榴弹都有个盖，曹队长给我的手榴弹却没有盖，是用纸团子塞在手榴弹尾巴上的。我把头上的毛巾解下来，把这个手榴弹包上，塞到后腰上。
只听得一声口哨，我跟着武工队的同志一起出发了。当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每个人手腕子上都绑了一块白布作为记号。可能是夜里走路没有距离感，只感觉走了好远的路，只听着一声“卧倒”，我就跟着趴了下来，曹队长领着四个人朝着前面有光亮的地方走过去了。
这次的任务，是到车站接干部到敌占区开展工作。不一会儿，曹队长就领着八名干部回来了，其中还有个女干部。回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原路返回，而是朝着西北方向走，在灵山西面山脚下一个小村子住下了。
我和那个女干部，还有一个男干部住在一个老乡家里的草棚子里。不多时，武工队队员送来了一大块单饼，给两个干部和我吃。正当我撕下一块饼要吃的时候，忽然村内鸡飞狗跳，枪声响做一片。原来是这个村的保长通知了鬼子和伪军，他们是来围捕我们干部的。
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和两名干部在武工队的指挥下，冲出了草棚子，往村子东北方向的小山坡跑去。这时候鬼子就发现我们了，一直咬着我们射击，子弹打在地上，弹起的石子儿打在我的腿上生疼。我们不敢停留，一口气跑到了山坡上，找了个土坑作隐蔽。
天光大亮，鬼子的队伍围了上来，不断向我们藏身的小土坑射击。这可怎么办啊，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突然我想起我后腰上还别着一个手榴弹。我就解开了手巾，拿出了手榴弹，也不会扔，就只能抠唆着绑在引信上的纸团，手榴弹柄突然发热冒烟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就把手榴弹扔了出去，也没扔多远，只听见“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把地上的土全都炸了起来，全都是烟，远近都看不到人。
借此机会，我们三人直奔离我们最近的一条沟里。天无绝人之路，沟里正好有三名武工队员，他们叫我们沿着沟往北跑，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们顺利逃了出来。到了晚上，我们武工队将八名干部送到了交通站，顺利完成了任务。
曹队长表扬了我，就这样，我就在武工队待下了。第二天就过年了，1945年元月一日，我正式入伍，成了一名武工队战士，带着我的马枪，南征北战打鬼子。但是我们的战术是游击战，以保存实力为主，能咬就咬，不能咬就跑。我和鬼子、二鬼子交战，大多是这支马枪跟着我，一直打的鬼子投降，收复了大好河山。
莱阳城北撤退战
1946年，我给曹队长当通讯员，后来被分配到军分区警卫排，那年的春天还是那么冷，北风吹的树枝吱吱地响。那天早上开饭了，我分了两块饼吃着，还没吃完，我们警卫排就接到命令，要求我们去城北阻击灵山来犯的国民党，掩护营分区机关撤退。
当时直属团新二团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无法调回，我们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可以参战，其中的两个连只有半连可以加入战斗。面对敌人如潮水般的进攻，我们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和我们警卫排不足30人英勇阻击，我带领我们排的战士们进行了穿插反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俗话说的好，神怕勇的，鬼怕狠的，人怕不要命的。敌人看着我们不要命的冲锋，都缩在后面，不敢上前。我们经过几次反穿插，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由于人数太少，我们只能边打边退。战斗了半个小时，营机关撤退完成，由于混战，我们警卫排打散了，就剩下我和小崔两个人往东撤退。
正当我们要撤退的时候，枪声再次响起来，定睛一看，前面是我们的补给队，正被敌人的枪炮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决定在此狙击，掩护补给队撤退。我征求战友小崔的意见，我说：“补给队也是机关的一部分，咱们带不走这些补给，就会落到敌人的手里。”我们就找了一个掩护阵地，利用地形架起快慢机，足足打了20分钟。只听得咚咚咚，没子弹了。这时候敌人又上来了，天上飞机在扫射，子弹贴着我们的头皮擦过去，我转头一看，小崔已经倒在了血泊中，看到战友为了人民流尽了鲜血，我抄起了他的冲锋枪，就冲向敌人，我要报仇。
狭路相逢勇者胜，看到我冲了上来，敌人反而裹足不前，这时，我们二团从侧面抹了过来，打退了敌人，保护了物资安全。我也因此荣立二等功，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想起和我一起战斗牺牲的战友，我就心痛。可敬的战友啊，你们安息吧，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共和国的丰碑记载着你们的丰功伟绩。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多少英烈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后来我们就跟着部队在胶东进行战斗，随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难忘的渡江战役
1949年3月，我被调到华东集团军十二师警卫排任职，跟着粟裕将军南下，当时我16岁。
1949年4月20日下午三点，我被师部挑选到渡江先遣侦查小分队。每人配带卡宾枪一支，特制信号枪一支，一律轻装待发。我立即清点人数，刘师长严肃出现在我面前看了看说：“小李子齐备了没有?”我报告：“全部准备完毕。”刘师长说：“好了，愿你们冲破天险，发回信号，同志们，江南见!”
师长走后，我还没认全其他12个人的面孔，一个通讯参谋就急匆匆地赶来说，集团军部命令，先遣小分队一个小时后，不惜任何代价、任何理由，立即渡江。
于是我立即带领小分队跑步到江岸，一看江岸好多的战船都在待命渡江，可没有一艘船是我们的，怎么办呢?我和战友们商议了一下，决定到就近村里找门板渡江。很快我们就去村里找来了十三块门板，时间也到了，战友们一齐下水开始渡江。
战友们趴在门板上用手划水向对面的江岸划去。三四月的江水冰冷刺骨，无情的江水不断地向我们身上冲击，但战友们仍然奋不顾身地划水向前去。忽然一个东西打在我脸上，一看原来是我的水壶。我灵机一动，就想到用水壶带把一只手绑在门环上，这样可以省力。
炮声突然响起，炮弹落在我们身边，掀起了巨浪，我被一颗炮弹震得晕了过去。醒来后看到天刚蒙蒙亮，我被江水冲到了江岸，离敌人也就二三百米。四处看了看，只有无情的江水冲撞着我，战友们一个也没见到，只有门板还在我身边。多亏了水壶带啊，它将门板紧紧地绑在我的手腕上，使我不至于在晕倒时溺水。
我马上解开带子，观察了一下敌军阵地部署，在其主阵地附近摸出信号枪，向北方连发了三颗信号弹，就这样完成了任务。不一会儿我方大炮万炮齐发，打的敌阵地天翻地覆。我也拿起卡宾枪，冲向敌人。后来我就受伤晕过去了。十几天后，我在临时急救室听说是战友把我送来的。王春希政委来看我时说：“谢谢你们了，给我部渡江开创了胜利的保障，你们完成了任务。好好养伤吧，谢谢了!”
庆功会时，我被评为二等功。下落不明的战友也被追认烈士和一等功臣，通过地方转送到他们的家乡。
后来，我就到了中央后勤部任职，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役，1964年转业回到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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