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影响很大。我还受很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不记得从哪里弄来一本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书，介绍他们采取的集约式生产方式，效率很高。我国农村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1962年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下放所有权，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吃公共食堂那种大锅饭的现象了。但在我们那里，一个大队里边还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看了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那本书，我就想怎么发展中国的农业。这种想法当然是初级的、幼稚的。后来，中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时，我就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别容易接受。但在党内就引起一些争论，包括一些省委书记都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应当避免集体生产方式被破坏。而对我来说，因为有四年插队生活的经历，又读过农业研究方面的书，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容易理解，是大势所趋。我始终认为农民的积极性是天然的力量。当然，今天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们要重新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怎么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以及两亿七千万农民进城后谁来种地和种好地的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