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在办公室外面，大约过了10多分钟近平出来了，他对我说齐老师还是希望他留下，但他执意要去延川县插队。近平对我说：“到了陕西延川，咱们在一个生产队好不好？”我说：“好呀！”就这样，我们一句口头约定，就有了共同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下乡插队多年的经历。
我哥雷榕生原来也希望与我们分在同一个生产队。但当时送我们去延川县的军代表研究了知青分配名单，觉得这样不妥。他认为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凑在一个生产队太集中了，还是分散开比较好，于是就把雷榕生调整到另一个生产大队了。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坐火车到了陕西铜川，住了一夜，又换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师范住了一晚。我们住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大铺，把被褥打开，睡在上面。
1月16日一早，我们又乘车从延安出发途经延川，中午时分到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外的空场上，各村来接知青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招待吃了一顿饭。那天拿来招待我们的是陕北人民最好的饭菜，有洋芋、胡萝卜、粉条和猪肉，还有小米饭。知青各自散开吃饭，村民们远远围观我们，狗在吃饭人群中窜来窜去，捡拾掉在地上的肥肉片子。吃完饭后，我们按名单各自分队奔赴插队地点。我和近平被分在梁家河大队，距离公社有15里路。队伍在进沟的时候，老乡很照顾我们，帮我们背着行李，我们只提着自己的挎包与提包。
到了梁家河以后，雷榕生他们需要继续前行，就与我们分开了，不过好在我们是在一条沟里，再继续往前走几里路就到了，隔得不远。
雷榕生：我插队的村叫梁家塌，“文革”前与梁家河同属于一个生产大队，两个自然村落。这个村在梁家河的后面，比较偏僻。
雷平生：我和近平分在梁家河大队后队，同队的还有王燕生、杨京生、佟达宁和戴明。从那时起，近平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当年，生活各方面都是很艰苦的。我们一起劳动、学习，经常交流，彼此关系始终处得非常融洽。（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