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提干上大学都是近平奋斗的结果”
到1973年，主要亲属已函调清楚。1973年8月，公社接到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上报的习近平新的入党申请书，公社党委在讨论他入党问题时，与会同志列举事实，说明习近平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到艰难困苦的陕北农村安心插队锻炼，在这四五年时间里和村里农民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生产劳动中有苦干实干精神；还能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已具备入党条件，但在入党材料中缺少其父亲的旁证材料。因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不清楚，但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习近平父亲的问题而拖住他本人入党。会后，公社党委直接向习仲勋当时所在单位发函外调，只询问他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很快，习仲勋所在单位党组织回函称，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入党、升学。这一旁证材料解决了问题，为习近平入党、任大队书记和推荐上大学提供了重要依据。公社收到旁证材料时，梁家河路线教育已进入中期，我和公社副书记交换意见，认为习近平表现好，直系亲属的情况已清楚，入党问题待路线教育后期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和发展新党员时一起研究解决。
采访组：那么后来情况怎么样呢？
白光兴：1973年，正处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农业学大寨，关键在领导。当时，在各大队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大队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有的大队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思想保守，迈不开大步。针对存在的问题，公社党委认为要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首先要逐步解决各大队领导班子的问题，把一些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提拔到大队领导岗位，带领群众大干快上。公社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开展路线教育，第一批路线教育就确定为梁家河等两个大队。由公社领导负责组成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大队。时间大体定为5个月，从1973年8月开始到12月基本结束。在路线教育过程中，公社领导就开始考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在梁家河大队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习近平。因为公社干部和群众对习近平的评价很好，而且他经过农村社教工作的实践锻炼，当大队主要领导是个合适人选。当时的大队书记梁玉明也到公社提出让贤，推荐习近平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我们公社党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路线教育后期，梁家河大队路线教育工作组和党支部将发展新党员的名单呈报公社。公社党委及时召开党委会研究批准习近平等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因为当时的新党章规定，对申请入党的人，有的人可以没有预备期，直接接纳为正式党员。公社党委的批复函到了大队后，大队党支部召开新老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举习近平为支部书记，上报公社。与此同时，下文安驿大队将支部主要领导的调整意见上报公社。于是，公社召开党委会，研究同意两个大队党支部的意见，批准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曹和平任下文安驿大队党支部书记。
近年来，关于习近平当年入党一事在社会上有一些误传和不实之词。比如，不久前出版的《北京知青在延川》一书，收入一位北京知青写的文章《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其中说道：“1974年刚过完年，我到县里顺便到他那里，在门外听申昜书记说：‘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理由？’”（见该书第38页）作为当事人，我敢肯定地说此回忆文章所说的这个情节纯属无中生有，凭空虚构。其一，关于习近平入党一事，县上领导从未和我谈论过，公社按照自己的安排部署，有条不紊地开展相关工作。其二，文安驿公社党委1974年1月10日（阴历1973年12月18日）就批准了习近平入党，同时任命他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怎么会出现1974年春节后申昜书记和我的这段谈话？其三，1972年5月我到文安驿公社任职，1974年1月就批准了习近平入党。前后不到两年时间，怎么会有我几年拦住不让习近平入党之说？我当时不仅没有阻挡，还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地促成知青的进步和成长。（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