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下）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洞房。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呲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个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呢！”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办法，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生产队跟我们商量：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只要努力干了，不看结果，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
当时，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5分，我们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气，去找队长据理力争：“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技术虽然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实在没法接受！”队长很好说话，就说：“那好，你们也是8.5分。”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还只是6.5分。不过，这就不能怪队长了，只能怪我们自己懒。每天的8.5分里面，早工占了2分。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那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队长就说：“你们又不出早工，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
我就说：“你又不叫我们，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我们要挣工分。”
队长说：“那好，明天就叫你们。”我们在北京上学时，即使家住得远，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床，住得近的，七点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够。这一下四点钟起床，我们实在适应不了。当时是冬天，本来就睡不醒，四点多钟，天还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
采访组：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队长就来叫我们了，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路很远，要很长时间。于是，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
“京生儿——喔——”
“戴明儿——喔——”陕北的这种地貌，黄土高原，经流水冲击，河沟纵横交错，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喊话的时候，乡亲们会带儿化音，会用高音，又会拉长音，所以显得嗓音很嘹亮。陕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脱胎于此。而且，他们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队长喊了一阵子，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会儿，队长又喊：
“近平儿——喔——”
“燕生儿——喔——”喊完了，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队长又喊：
“家宁儿——喔——”
“平生儿——喔——”“……”
队长憋足了劲，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声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强，我正在做梦呢，就被喊醒了。
我睁开眼睛，一片漆黑，我说：“哎呀，什么动静？”近平也醒了，他说：“好像是队长喊。”我说：“这是叫咱们起床呢？”王燕生说：“几点了？”
杨京生说：“三点多。”我说：“睡睡睡！不理他！”
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我们的名字，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队长，队长一脸铁青。我就故意说：“哎！队长，你怎么不喊我们？早工误下了吧！”
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还说没喊你们？我都快喊岔气了。”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带我们劳动，教我们生产技术，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后来，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回忆起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也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
还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