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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雅与俗

2019-12-17 09:37:10    来源:    编辑:

  宋词之兴起,原因不一。譬如有韵文形式本身求变的契因,如说律诗绝句渐成习套潜力无多,故转而作他体,以求新意。或者因为词有“近俗”及“小技”的出身,可以比诗更为随意地聊以娱宾遣兴,长于表现男女艳情。又,因为词是按曲填词,富于音乐的韵律变化。另外也有人认为,由于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便把抒情的功能交付到填词上去了,等等。

  大略说,宋词流派,由晏殊、欧阳修、张先的清切雅丽开其端,又有柳永之含情幽艳靡曼近俗;继而有苏轼的雄绝一世、雄词高唱,沿此路有黄庭坚、陈师道下启南宋的辛弃疾、刘克庄等人的豪放词风。另一个系列则是一些精于音律和人工之美,追求纤丽精致的“专家词人”,如周邦彦、秦观、晏几道、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人。

  借词论宋,可进一步论述:一是宋词的进境反映出宋代文化艺术活动的“文人化”,越来越讲究文雅蕴藉,“意内言外”,也就是说“脱俗”。二是宋代城市经济生活的发达对文艺(包括诗词)的影响,不算小,词既与生活所要求的一定娱乐性、刺激性有关,便不能不有“从俗”“近俗”的特点,譬如“诗雅词俗”的说法。这两条看起来十分矛盾,实际上也未尝不可以并行:前面的“脱俗”是就文人化的格调境界而言的,后面的“从俗”则着重于题材和语言方面。

  雅与俗,既矛盾又可以协调,互为作用,这大概是传统文化在趣味上一张一弛而馥郁酝酿的一种特性。

  先说第一条,关于“脱俗”。词的出身本来是俗的(敦煌曲子词可证),在宋代发达起来有赖于文人的改造,氤氲化成。北宋词人柳永的词作是偏于市井俗气的,被士君子讥为不雅。据说,柳三变因作词而升不了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晏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永《定风波》词句)。”柳遂退。正如晏殊对柳永的态度,所谓文人化,无形中倡导的是符合士君子道德观和趣味的所谓雅词,尽管宋词体系也有俗艳之词,却不成中心。

  第二条关于城市生活在文化、娱乐方面的要求,宋代是高涨的。上自皇宫盛会,中至文人学士的家宴结社,下到市民阶层的街巷深处,都有文人制词,乐工谱词,歌伎唱词。因而许多词作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娱乐性、软媚性、通俗性,也无足怪。这种情况要到苏轼、辛弃疾一派新风出现以及危亡忧患的情绪增长才有所改变。但终宋一代,雅与俗,始终是既矛盾又互补的。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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