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孙春林牺牲前后

　　2014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青岛市只有一位烈士名列其中，他就是我的父亲孙春林。1941年8月，他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年仅35岁，而那时我还不到半岁，仅在襁褓中见过父亲一面。

　　我父亲1906年5月出生于山东海阳县西小滩村一个农民家庭，他是“纯”字辈，原名“孙纯林”，孙春林是他后来改的名字。那个时代正值国家贫弱、民不聊生，父亲中学时期即接受了进步思想，有了比一般年轻人更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1928年，莱阳中学毕业的父亲考入烟台国民党地方军阀刘珍年办的军官学校，并于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他被党组织分配到海阳老家开展工作，当上了海阳县司马区民团大队长。他以大队长的身份整训部队，对士兵因势利导，暗中宣传革命。在他的努力下，这支旧武装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父亲还同另一位共产党员于洲秘密计划，以“农民协会”名义举办训练班，组织培训一支农民武装，举行武装暴动，推翻伪海阳县政府。不料，这很快被当局发现，强令解散培训班。父亲也只好回家从事教学工作，在行村高小任教师，据资料记载，他这个教师不一般，总是结合教学内容灌输革命道理。如在讲地理课时，他曾在黑板上画东三省地图，写上“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勿忘9·18”等警句，愤怒揭露日寇烧杀掠抢奸淫妇女的滔天罪行。他所教的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原山东济宁地区专员言化午同志深深怀念他的孙老师，他说：“孙老师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他所教的学生大都信仰马列主义，爱国热情非常高涨，为后来参加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3年前后，为躲避敌人追捕，父亲离乡到旅顺、沈阳、北京等地寻找党组织，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936年，父亲按党组织指示，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办的民训干部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西省崞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任政训员。1937年，阎锡山又与共产党对立起来。父亲又被调离山西，赶赴延安，进“抗大”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进行军事操练。他见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听过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课。学习期间，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军事才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抗日救国心切，急切要求到前线去。

　　父亲在山西时曾写过两封家信，但未言及家事，他在一封信中说：“西安事变，绥境紧张，不久的将来定有新的历史出现。”表达了他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预见和对抗战形势发展的信心。在另一封劝其三弟参加八路军的信中写道：“我已由平（北平）而晋（山西），虽不能说从地狱升入天堂，但可说由黑暗趋于光明。”因为山西接近延安，父亲有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后来他还从延安带回了一双筷子，那是朱德总司令送给他的纪念品，他交给我奶奶保管。

　　1938年，父亲被调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工作，1939年5月又调到胶东区党委。回胶东后，他被分配到抗日前线南海特委任团长。那时，南海距离日寇占领的青岛很近。1940年，胶东形势再变，一方面解放区迅速扩大，八路军队伍渐渐壮大，另一方面顽固派面目也暴露无遗，胶东24个土顽（反动顽固武装）司令逐渐形成“抗八联军”，与日寇同流合污，组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成为抗日的绊脚石。

　　《海阳文史资料》记载，当时，父亲被调到（胶东）八路军第五支队任团长。他带领官兵先后攻克了下邱堡、北寺口等日伪据点，打了一系列漂亮仗。如在一次战斗中就消灭伪顽军蔡晋康部800余人，成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这年冬天，他奉命到北海区任司令员。当时北海区部队都开往东海，只剩一个通讯班，指挥部也只留下参谋徐援一人。父亲到任后，与徐援同志一起研究计划扩大队伍，他夜以继日，经过一个多月努力，组建了一个团的兵力，自任团长。在他领导下，根据地迅速扩大。当年与父亲一起抗日的老同志回忆说：“蓬（莱）、黄（县）、栖（霞）、福（山）根据地的迅速扩大、武装力量的迅速增长，群众性的抗日救国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地发展，与孙春林同志的艰苦努力和英明指挥是分不开的。”据徐援回忆，父亲善于演讲，饶有风趣，是个老革命，有军事经验，经常给同志们上政治课，讲军语和地物识别等军事课程。而为了抗战，他更是从自身做起，动员全家的男女“劳力”齐上阵。他共有兄弟姐妹5人，他是长男，他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先后加入革命队伍，他本人和四弟在战场上牺牲，而二弟则被日伪汉奸活埋。如同岛城作家许敬先所说：“海阳是革命老区，出过很多全国闻名的抗日英雄，但像孙春林这种全家抗日的是不多的。”

　　父亲牺牲前与我唯一一次见面的情况我是听我的二姐孙瑞芳说的。那是1941年春天，当时二姐只有7虚岁，而我才刚刚出生两个月。当时，一个不认识的“表叔”来到我家，带我母亲和三个孩子去见我父亲。我们村离鬼子据点很近，只有5里路，非常危险。我母亲就假装回娘家，骑着一个牲口，忘记是马还是骡子，“表叔”在前面牵着。走了不知多远，听到日本鬼子骑马出来扫荡，就不敢走了。因为我们骑的牲口听到鬼子的马叫，也会跟着叫，就可能被鬼子发现。“表叔”带我们躲在一个树林里，后来鬼子走远了，我们才敢继续走。不知又走了多远，在一个名叫石马疃头的村子见到了父亲。两个姐姐从小到大，总共见了父亲三次，这也是最后一次。母亲把我放在床上，就去洗衣服了，而父亲却只顾踱来踱去，对我的哭闹不闻不问。姐姐们当时不太高兴，心想：父亲不是稀罕男孩吗？怎么对弟弟一点都不管？母亲回来后，姐姐就告状。母亲就问父亲，父亲说：“他太小了，要18岁就好了。”他说话的表情，直到现在二姐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因为部队要打仗，父亲率部队转移，母亲就带我们回老家了。后来了解，那次是父亲带部队驻扎到离他们村30里的地方，战局紧张，又想见家人，那位“表叔”应该是位通讯员或警卫员，连夜带我们去见父亲。父亲说我“太小了”，他是想说“要能拿枪就好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这是我与父亲的初次见面，也是与父亲的永诀。

　　莱西烈士陵园资料记载，1941年夏天（也有资料说是“五一”节后），南海军分区成立，父亲被调任南海军分区司令员。6、7月间，他奉命到海阳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发城。秋天，敌军实行大扫荡，父亲率部转战平度大泽山区和莱西青山一带。当时，他率领军分区部队处在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三种势力包围下。东北方15公里是日寇夏甸据点，西北10公里是日寇郭家店据点，东南方8公里是日寇南墅据点，能游击的地域很小。

　　8月的一个晚上，军分区机关转移到莱西榛子沟村。在部队刚进村时，一个汉奸偷跑到夏甸据点告密。日寇马上组织一支轻便部队，急速赶来袭击。当村头岗哨发现日寇时，敌人已在附近。敌情不明，情势紧急，父亲指挥部队撤出村庄，一面迎击敌人，一面向山里转移。就在通过南沙河时，卫生员小张不慎摔倒，父亲去扶他，不幸大腿中弹负伤。撤退中多次昏迷，他命令警卫员不许管他，快走！而后，他惨遭日寇杀害，年仅35岁。

　　关于父亲牺牲的经过，我曾在2001年专程到莱西做过实地调查。当地一位83岁的潘大爷说，当年父亲在交战中被日寇子弹打断了腿，有战士要扶他走，他让战士别管他，后来被疯狂追杀的日寇用刺刀捅死。潘大爷说，当时日寇出动了大约30人，是从附近三个据点出动的。资料显示，这些日寇配备数挺机枪，装备精良。

　　父亲牺牲后，我们家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像我们这种全家抗日的，被视为“匪窝”，日伪军隔三差五就来抓人，抓不到就乱砸一通。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天天担惊受怕，真如惊弓之鸟。鬼子来时，我们出去躲避叫“跑鬼子”。我们村西有座小山，山上有人插了一棵“消息树”，立着就表明安全，放倒就是鬼子来了。当时都说“西山小树一放倒，鬼子来了快快跑”。当时别人家还不怎么着急跑，但我们家必须跑。有一次，我当时才两三岁，母亲生病了，家里没男劳力，一家四口人跑到离村五六里的地方，母亲跑不动了，就躲在海边的一片高粱地里，高粱都被收走了，只剩高粱秸。我们就搭了一个棚子，住在里面。阴冷潮湿的草棚，使母亲得了一身病。后来，姐姐回村附近看见“消息树”又立起来，才敢回家给母亲拿来一些吃的。我现在还记得那种秸秆的味道，常常回想起来。我母亲1947年去世了，也只活了35岁，她没过一天好日子。我有时想，假如我父亲没参加抗日的话，一家四个“男劳力”，日子能过得还行。父亲牺牲了，我们家人一直都在要饭的边缘。当然，这是民族大义，没有国家也就不会有小家，我们都为父亲和抗日家庭感到自豪和光荣。

　　父亲牺牲后，当地人为他立起一块碑，上写“孙指挥烈士之墓 1942年山东牟平县”。 这上面有三处需讲明：其一，我父亲1940年就是北海军分区司令员，“指挥”是司令员别称；其二，他是1941年牺牲，不是1942年。可以推断，我父亲牺牲的当年，当地并未立即为他立碑，可能是1942年立的；其三他是海阳县人，而非牟平县。对此，建国后莱西县曾组织专门班子进行了细致而严肃的调查。当然在那个战争年代，记录不清楚是正常的。1955年，莱西革命烈士陵园建成，父亲才迁葬到烈士陵园内，1987年，莱西市政府又为他修建了孙春林烈士纪念碑。

　　

　　作者简介：孙永志，孙春林烈士之子。1961年进入山东大学政治系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青岛大学任教授，曾任青岛大学医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总支书记，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