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副刊
左懋第（1601—1645），字仲及，又一字次公，号萝石，莱阳城里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任陕西韩城知县、户科给事中、兵科左给事中。南明政权建立后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被委派为北使与清朝议和并祭奠先帝，被清廷扣留劝降，宁死不从，壮烈殉节，被时人誉为“明末文天祥”。
左公行乐图
出身世家 孝子扬名
莱阳左氏先祖于明朝永乐年间由章丘县徙莱阳城。明隆庆、万历年间，左氏家族已然人才辈出、兴旺发达。其中学有所成取得功名的人物，六世“楼”字辈的有左海楼、左云楼、左虹楼、左镇楼、左月楼等18人；七世“懋”字辈的有左懋甲、左懋第、左懋泰、左懋赏、左懋芬、左懋桂、左懋晋等36人，被称为“十八楼三十六懋”，是明末莱阳的四大世家（张、赵、左、宋）之一。明清两代，莱阳左氏家族共有进士5人，举人和贡生50人，庠生、太学生200余人，声震乡邑。
左懋第一支祖居莱阳城里小集街（今七星街以东），父亲左之龙（云楼）是万历七年（1579）举人，毕生为官，历任直隶房山、良张、河南西华等县知县，延安府同知，滦州知州，署北平太守，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为官清正廉洁，莱阳城旧有为其所立“留都弼教坊”。左懋第的长兄左懋甲，例贡生，曾任江宁主簿，南直隶上元县丞。
左氏家族由于历代仕宦，家业兴盛，子孙繁多，因此特别重视诗书传家。家族中的学子自己结为文社，切磋学艺。左懋第家在城西辟一园林，园内筑有贮绿堂，堂前建有一座浴月台，子弟们常常在此聚首吟咏唱和。后来左懋第出任陕西韩城知县，对这段生活仍怀恋不已，曾作诗《禹门》，道：
禹门大旱兼兵火，奕奕梁山半空闾。
四载居秦乌帽旧，一行作吏素鱼疏。
阳城难得催科考，陶子常思归去庐。
浴月台前荷定长，竹蕉深处好诠书。
左懋第自幼聪明好学，勤于攻读。当时莱阳县教谕朱纮在县学里选拔八位优秀学生连同自己组成“九龙社”，左懋第名列其中。他在天启年间便加入了莱阳宋氏发起的文社，拜进士宋继登为师，颇有才子之名。
左懋第少年时即孝名远扬。莱阳进士姜埰在《左待郎懋第传》中记载：左懋第身长不满五尺，面色赤红，读书谈天下事，激情满怀。父亲死后，在萝石山（莱阳城西北2公里）上庐墓三年，身穿麻衣不见外人，羸瘠毁骨立；为永远纪念父亲，他自号萝石，极尽孝道。左懋第因此被胶东士林誉为“左孝子”。
崇祯二年（1629），莱阳人董大成发动白莲教徒起义，围攻县城。城内无兵，形势危急，官民慌张。左懋第身为生员，挺身而出，毅然登城抵抗。他连发火炮，不料炮管炸裂，差一点丢了性命。他带伤坚持作战，再发数炮，击中起义军首领的军帐，义军溃散，城池未陷。
治理韩城 誉满秦州
明崇祯三年（1630），左懋第参加山东乡试，中第二名举人。崇祯四年（1631），31岁的左懋第联捷成进士，名列三甲49名。是年，莱阳的姜埰、沈迅进士及第，莱阳同时有三人荣登皇榜，实属罕见，后来三人皆名闻海内，被时人称为“明末莱阳三君子”。
崇祯五年（1632），左懋第被任命为陕西韩城县令，当年11月到任。韩城地处陕西东部黄河之滨，穷乡僻壤，灾荒频仍，历来为“秦中最敝邑”。到此地任职，对于初出茅庐的左懋第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在韩城的五年，左懋第面对干旱肆虐的天灾、饿殍遍野的民情，心怀忧虑。他查巡乡野，赈济饥民，丈量田亩，均衡赋税，改革陋俗，振兴教育，可谓殚精竭虑，毫不懈怠。
左懋第到韩城的第一年，“冬无雪，春田迟，遂无麦。夏又雨少，秋霜早，杀谷无禾。”第二年，全县饥荒。左懋第亲自逐乡查视，统计出饥饿濒死者共三千五百二十九人。面对百姓饥饿、惨死的悲惨情景，左懋第反复将灾情呈报府道，请求赈济，情急之下，还自捐俸禄，并动员母亲捐出首饰等，以充赈救人。带领衙学官吏和其他富有好义者捐银，推行“捐俸劝赈法”，全县分设八个救济点，饥民每人发给钱五文，十日一发，倾尽心力进行救助。是年，“冬又无雪，麦子不入地。”崇祯七年（1634），“春又不雨，地皆焦土。”青黄不接之时，境内饥荒进一步加重，饿死者愈来愈多。饥民“始食草根，继剥树皮，甚则刮人而食者有矣。有卖妻与子而不得，从而弃之者。”左懋第紧急实行各里赈济之法，饥民由各里乡绅及耆老审定，接受救济者增加至一万四千余人，并由各里耆老主持救济，或煮粥、或散钱，自便处置。四处流浪里甲不收者三百余人于城北门外设粥场供食。各种可行的措施，大大减少了饿死或流散的人数。对此，韩城百姓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在应对灾荒赈济灾民的同时，左懋第针对韩城“地十七其山，人十三其贾”的严重缺粮状况，严厉实行“平准法”，禁止富户囤积粮食，防止粮价暴涨，保证市上有米可买。针对饥民众多，百姓无力纳税问题，多次请求朝廷将韩城历年拖欠钱粮尽数蠲免，新赋准予停征。
韩城地处黄河边，从嘉靖四十年（1561）以后，河边土地屡遭大水冲毁，农民失去土地，田赋却并未减少，全县每年空赔粮食两千余石，沿河百姓因此债务缠身，祸及亲族，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近岸不少村落杳无人烟。左懋第睹此惨状，潸然泪下，经过实地勘查，共查得境内河冲地二百二十六顷十亩五分，年欠粮一千四百零一石，对此造册据实申报，请求朝廷开豁。然而府道以“河道冲崩，地亩有增有减”为由，不予转请。左懋第在与同僚及乡绅会商之后，决定于崇祯九年（1636），在全县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以均衡赋税，也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其他土地与赋税的积弊。
左懋第对这次清丈土地十分细致和用心，实行“三番清丈法”，各里各村公推乡老主持，用统一官尺自行丈量后，造“鱼鳞册”交县；然后，左懋第亲率书手四人、乡老四人，逐里抽丈。抽查有误自首者不罪，严防隐瞒遗漏；最后令乡里互相复丈，彼此互揭，发现有隐漏或土地等次不对者，严厉惩罚。三番清丈结束，保证了“有田则有粮，无田则无粮”，国课不亏，也革除了长期以来失地百姓空赔钱粮的弊病，贏得百姓称赞。
尽管韩城地瘠民贫，但百姓在婚丧嫁娶中却竟相攀比，铺张奢华成风，风俗鄙陋。婚姻时女方索厚聘，男方重妆奁，以致有生女而弃之不育者。治丧时则流行设大宴、大鼓吹、披麻戴孝、纸扎幢幡等多项破费，百姓“以诸妄费为孝”，以致“父母病时，不自忧其病，而忧其子无所费”，更有甚者“虑诸妄费，而久不葬其亲”。崇祯九年（1636），左懋第发布著名的《崇俭书》告示，明确限制或禁止婚丧嫁娶中铺张浪费的各种陈规陋习。对订婚聘礼、嫁女妆奁，按照富裕程度作出规定。如：中等之家，“聘礼十二两、钗一对、环一双、金银随便；布二端、缣六匹、梭布六匹、夏布六匹、棉布六匹、红花十斤、棉花二十斤，迎婚衣服有无随便，不得用扎花、粧花、织金等衣；银簪二只，不得过二钱。”妆奁：“首饰金一两以下、银六两、四季衣服纱罗绸缎六身，不得用扎花、粧花、织金等衣，布帛衣服多寡随便，铺陈十件、柜一具、箱二架、扁箱二具、书箱一具，床有无随便，衣架、盥具、桌椅等器皿俱全。”不准在结婚前或结婚时违约增添。送妆奁之时不准摆列街巷、夸耀耳目以倡众，违反者由地方举报究罪。生女弃之者，以无故杀子孙论罪，不举者连坐。提倡婚姻只求男女相宜，不受聘礼，不索妆奁。对于治丧，明确规定亲友相吊，十里以内者吃茶，十五里以外者备饭，孝服只备孝帽、孝巾，余吊者一概禁绝；安葬时，纸扎人马幢幡不得超过二十件，不许高搭棚幕、陈列玩器，不许设台作戏。”左懋第的这些强制性规定，为改变社会不良风习起到了很大作用，受到了贫苦百姓的欢迎。
当时，当朝宰相薛国观正是韩城人，对于蝇营狗苟之徒，正是巴结权贵的好时机，但左懋第从不献媚和攀附薛国观，骨鲠之气令宰相颇为不快。不久薛国观因为贪弊倒台，朝中很多官员称赞左懋第有先见之明。
左懋第对苏武十分崇敬。韩城县有一座苏武墓，左懋第数次凭吊并吟诗寄情，在风雨飘摇的明末，左懋第隐隐感觉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为日后杀身成仁的壮举埋下了伏笔。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与郭子仪都是韩城人，苏武墓在韩城，白居易与左懋第则都在韩城当过地方官。顺治二年（1645）， 左懋第壮烈殉国，韩城人把左懋第和司马迁、苏武、郭子仪、白居易并列为韩城五贤，建造了一座五贤祠，又修建了左公专祠，供奉左公塑像，按秩祭奠。祠堂至今犹存。
（待续）
（来源：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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