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版：文苑总第2225期 >2018-08-28编印

宫泉激

 

　　在上一讲我说过：“社会需要写作，时代呼唤写作，人生不能没有写作。”这是从写作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生重要性的角度说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上的，社会是随着时代而前进的，人也就必须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跟上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说人生不能没有写作也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实事求是地说，人不可能都成为作家、理论家、思想家等等与职业写作有关的这家那家，社会也不要求不需要有那么多“家”，但就一个人来说，却都应该学会写作。

　　第一，写作是通过书面语言与人沟通的基本技能。文章是说话的一种书面的表现形式。有人说，说话是活跃的文章，文章是固定的语言，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知道，人不会说话不行，人与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沟通。语言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口语沟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面对面，离开了这个条件，口语就不起作用了。大家可能会说，现在有电话有视频不面对面也可以沟通，但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面对面，仍然代替不了文章的功能。文章对信息的书面沟通、固定和储存功能是任何口头的表达也代替不了的，这是很普通的道理。对人生来说，口语和书面语就如同鸟之两翼，两翼齐飞才能雄健无比，才能够“水击三千，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不然，就没有这样的豪迈壮阔了。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够通过书面语言把自己想要说的意思表达清楚明白，没有写作的技能就会给人生带来许多不便。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村里有许多不识字的人，收到外地来信要求别人给读；回信还要求别人给写。这样不仅很麻烦，逢年过节还要给麻烦过的人送点礼，或者请请吃饭。现在不像过去，没有不识字的了，信也让手机取代不用写了。但不用写信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写，必须写的东西不会写，依然是麻烦。有的人不仅识字，学历还挺高，但就是不会写作。譬如，因为有的不会写，评学位、职称需要的论文就要找人捉刀，职场的写述职报告就要找人代笔，社会上因此还产生了专业代笔的人和代笔的机构。同原来那些不识字的一样，找人写这写那的时候要说许多好话不说，还要或多或少甚至随行就市地给人家报酬。做这样的事，有点破费倒还是小事，最怕的是找人捉刀代笔的事情东窗事发，还会生出许多麻烦，陷入一时尴尬。不仅当初的心血变成了枉费心机，所有的期望也付之东流，严重的还要受这样那样的处分，这就得不偿失了。鲁迅先生说“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显而易见，鲁迅先生这里说的意思是“文明人有文字”，当然还要把文字变成文章，才“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的。很明显，鲁迅先生在这里是把能不能写作当做“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了。这种说法让人听了似乎不那么顺耳，但他却这样说了。

　　第二，写作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这种说法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听起来可能有点庸俗。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个现象从古到今从来都没有改变。在中国古代，经常说的话就是“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怎么就天下知了呢？就是成举人，中进士，当了状元了。那时候考秀才、中举、中进士基本就是靠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写好了就成功了，一辈子有吃有穿有权有势了。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美梦就变成了现实。过去经常听人说，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 “三篇文章”考的！说明自古以来“三篇文章”都不那么容易做，但做好了也就出人头地了。最见功利的是汉朝的司马相如，写了一篇《长门赋》就得了100斤金子的报酬。所以宋朝的辛弃疾的词里头就有了“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的句子。史料记载，汉武帝时候，陈皇后失宠，幽居长门宫。她听说司马相如文章写得好，便拿了大量黄金去请他写篇文章倾诉衷肠。司马相如于是便写成了《长门赋》，深深打动了汉武帝，陈皇后因而复得宠幸。现在没有了科举制度，也没有了什么“陈皇后”“李皇后”，一篇文章很难值那么多钱了，但靠写文章名扬四海，腰缠万贯的专家、学者、文学家、评论家等人还是有的。这当然只是极少数，但因为写文章遇上点幸运，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少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倡“群众办报”“开门办报”，开始写文章不署名，只写XX报道组，也没有稿费。后来才要求署名也有了稿费。这时候，写的稿子在报刊登载了，既扬名又得利，这不就是“名利双收”吗？那时候全县经常有人因为在报刊广播上发表了文章，被上级领导发现抽调或借调进入相关部门做文字工作的。

　　第三，会写文章是谋生求职的一个优势。不唯独写文章，一个人只要有一种技能，在谋生的道路上就会多一些好的机遇。会写文章当然也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技能，按照一种近乎概念的说法是“写作是一种复杂劳动”。这种“复杂劳动”与其它技能不那么相同的是，有的专业技能只适应一个点，除了这个点，别的地方就用不上了。而写作的技能除了新闻、出版、文学编辑、理论研究和文秘等部门需要大批写作人才之外，往往哪个部门、哪个单位都希望有一个或几个会写文章的人，有的单位还设有专门的写作班子。所以，会写文章不论到哪个部门和单位都很受欢迎。我曾经在山东写作学会年会上说过，如果让我设计大学写作课程，就安排大一的时候学习写作基础知识；大二就由指导教师带领到基层接触实际，进行学习和实践；大三回到教室，师生带着在实际工作和在写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继续进行课堂教学；大四便直接到实习单位进行写作实践锻炼，结合写毕业论文往报刊社投稿，要求毕业之前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3~5篇稿子。四年的假期要统一编入课程，作为接触实际的机会安排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到毕业的时候，学生一手拿毕业证证明学历，一手拿发表的文章证明能力，哪个单位还不都抢着要。我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写作这种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的工夫，大量的技巧需要在实践中把握，实践中领会，实践中提高。所以，要增加学生接触到现实生活的机会，加大实践锻炼的比重。那天我的发言刚结束，台下就议论纷纷：“哪有这样的学生，哪有这样的学生呢！”实际上，这样的学生不是没有，关键是大学怎样要求，怎样引导，怎样培养。有的大学生喜欢写文章，毕业后希望能够到做文字的岗位上工作。我给他们建议说，就在你现在的岗位上多写，信息往上级机关报送，新闻稿和理论文章往相关报刊投，出了成绩有关领导就会发现你的才能，就会让你才尽其用，到你喜欢的岗位了。这种情况从来就不乏其例。我们看看出现在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如梁漱溟、钱穆、沈从文、华罗庚等，许多人开始都是因为一篇高质量的文章发表而被发现，从而得以在新的起点上创造出人生新的辉煌。或许有人会认为我这里提到的都是大家，一般人难以企及。但事在人为，作为人世间已有的典型，完全应该引起每一个有志于写作的青年朋友深思。一个人有了社会需要的才能，往往是决定自己社会位置的关键。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四，会写文章能够助推事业，提高能力。孤立地看，写文章不过是一种技能，但如果我们把写文章与人生，与社会联系起来看，其影响力和作用力往往无所不在。譬如说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人写论文，写述职报告，如果自己文章写得好，那就不仅不用找别人代笔，也不用因为担心有朝一日的东窗事发而惴惴不安了。再譬如我们党许多年就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章。毛泽东同志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所以，诸位将来有的能够在经常发言讲话的岗位上工作的时候，希望能够自己动手写文章，这对于开发自己的智慧，发挥自己的才能，传达自己的政令，表达自己的情感，肯定是比让秘书代笔更直接，更明了，更准确，效果也会更好。

　　写文章是人增长知识、增长才干的一条很有效的途径。写文章之前之后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需要多读书，多看资料，多了解情况，多接触社会的人和事，久而久之，这些“多”在脑子里积累厚实了，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自然也就丰富了。写文章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能够锻炼缜密的思维能力。上面我谈到“说话是生动的文章，文章是固定的语言”的时候只说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并不是完全地有道理。文章有别于一般地说话，这是不言而喻的。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人、老作家的汪曾祺说：“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虽然，我们有时候也会说“怎么说就怎么写”，但说话有时候会脱口而出，信口开河，写文章的谋篇成章却需要经过构思、布局、叙述、表达、修改等等千锤百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过千百遍的深思熟虑：主题的确立，结构的安排，材料的运用，风格的确立等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反复思考，充分论证，常常需要经过多次的确立——否定——再确立——再否定——再确立的过程，力求无可挑剔，无懈可击。一篇文章有一篇文章的体验，一次经历有一次经历的收获，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就会逐渐养成缜密思考的习惯，就会使自己不仅在写作上，在说话办事上也会表现得敏捷、缜密和老成纯熟，人的能力和品位自然也就提高了。

　　第五，写文章能够让生活丰富多彩。写文章劳心劳力，默默无闻，没有付得出辛苦、耐得住寂寞的埋头苦干精神是做不了的，这当然是事实。但如果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写文章也能够为自己带来许多乐趣。譬如说，自己没有行政权利，却可以通过文章的发表把自己的见解传播出去；自己不是领导，却能够为领导机关写出有分量的文件；自己不是评论家，却往往会一眼就看出文章水平的高低；自己不是书法家，却会有书法家把自己创作的诗词、文赋、楹联变成书法作品等等，自己则因此能够产生无限的成就感。其实，写文章本身也并不总是那么孤寂、冷漠、枯燥、闭锁，诸多的以文会友，以诗会友，唱和酬答，风流倜傥的雅兴，局外人也是很难体会得到的。在《红楼梦》里，这样的雅兴逸趣记载了许多。文人墨客的风流韵事同我国悠久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最多的可能就是宋朝的苏东坡、明朝的解缙、清朝的纪晓岚了。宋朝宰相王安石因为记住了一幅对联就得到意外的收获。据说王安石在赶考的路上见到一个员外家高大门楼挂着走马灯，灯上写着“走马灯，灯走马，灯息马止步”，求下联以择佳婿。王安石急着赶考自然无心理会，到京城会试便中了进士。殿试的时候，大殿前立着一面飞虎旗，旗上写着“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要求对下联。王安石立刻就想起了那个“走马灯”，应对如流，因而被点成了新科状元。有了这个意外收获，这新科状元去用“飞虎旗”对了对联迎娶了娇妻，合了个双喜临门。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玩文字游戏”的话，这个说法虽然带有一些贬义成分，我还是常常以此作为对写文章的戏谑。朋友间见了面往往会问：“在做什么呢？”我说：“玩。”朋友说：“你不是在写东西吗？”我说：“是，那就是玩，玩文字游戏呢。”许多年前我就说：“我读书是休息，写东西是玩。”实际上如果排除那种“贬”的、损人的成分，文字游戏还是挺好玩的。据说当年纪晓岚向乾隆皇帝请探亲假，皇帝便说，我出个对子，对上了就批准，对不上你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于是皇帝说：“十口心思，思妻思子思父母”，纪晓岚随口答道：“言身寸谢，谢天谢地谢皇恩”。这里君臣的对话，便是典型的文字游戏了。我觉得玩文字游戏比玩魔方好，因为文字的排列组合是没有穷尽的。从文字产生到如今，一代都有一代的新玩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文章的玩》，发表后尽管看法不一，我却至今还这样认为。这种认为，当然带有很大的调侃和戏谑的意味，更需要或这或那的必要的前提条件。不然，照样也是玩不转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上，仅仅是从写作与人生的角度说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来看写作，看文章，意义就远不止于一时之得，一己之功，而依然要归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概念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