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2014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举行。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能光看城市,村镇建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应发挥更大作用。“有些村镇大规模拆迁并点后,宅基地剩下30%给农民,这种做法全世界都没有。“我们不提倡搞农民上楼。农民在阳台上养鸭子,这不是我们要的城镇化。””他认为,要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不得盲目拆村并点。
(8月31日《新京报》)
一些地方将发展片面理解为“跑马圈地”、大兴土木,为了达到城镇化目标,强制征用良田,盲目赶农民上楼,不仅破坏了农村风光,还导致农民失去土地与精神家园。“不提倡搞农民上楼。农民阳台养鸭子不是我们要的城镇化。”住建部官员的此番表态给方兴未艾的“农民上楼热”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显得难能可贵。
但是,不少地方官员并没有赵晖司长这样清醒的认识。曾有报道说,一场被戏称为农民“被上楼”的“拆村并居”运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这些地方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其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本是为了保护耕地与农民利益,结果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片面追求建设用地指标、不顾条件大拆大建、强迫农民上楼、对农民补偿不到位的情况。
农民“被上楼”歪曲了新农村建设的本意,与农民的意愿背道而驰。住建部官员的观点值得一些地方官员反思。
虽说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某些官员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城镇化在执行过程中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农民阳台养鸭子”已经对“被上楼”投了反对票。但是,仍有不少地方躺在牺牲农民利益的“上楼工程”上沾沾自喜。
更重要的是,农民“被上楼”这样一个劳民伤财的运动是如何顺利实施的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官员好大喜功,根本没有听取民意的习惯。在面子工程大链条中,村民听村干部的,村干部听乡干部的,乡干部听县领导的,县领导听市领导的……而处在面子工程链条最末端,受害最深的村民心声根本没有人听。
何况,打造形象工程,并非一地独有的风景。大拆大建的错误发展观仍有相当大的市场。虽然消耗大量资源、资金的面子工程,给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给农民带来损失。但是由于制度设计失灵,导致法不责众。除了事后叫停以外,官员违规成本低廉,而面子工程的后遗症严重。
对此,不仅住建部官员要发表个人观点,相关部门更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创新政绩评价体系,给新农村建设树立界桩,给盲目推进城镇化明确罚则,给好大喜功者带上法律紧箍咒,把权力关进细密的法律制度笼子,刹住“赶农民上楼”的歪风。 《青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