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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重庆的亲戚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样憨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姨婆不是外婆的亲妹妹,她们是在抗战期间逃难的路上认识并结为姐妹的,但她们一辈子比亲姐妹都亲。我们两家的关系甚至比有血缘关系的还好。
那是特别可爱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们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厂工作,是个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嘴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话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个话痨。逢年过节去他们家,从一进门开始,她就说个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个不停。
我叫姨婆的儿子“舅舅”,他和我妈一块儿长大的,一辈子都在供电局抄电表。打我记事儿开始就没听这个舅舅讲过几句话,偏偏我舅妈也是个话痨,也没什么文化,跟姨婆还特别能讲到一块儿去。她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关系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妈生了一儿一女,分别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话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说的人 说他们家是母系氏族真一点儿不夸张,他们家的话都让女人说了。
后来我回重庆也常到舅舅家吃饭。他爱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经常是几块钱一桶的散装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时候,就听舅妈、表妹一直不停地说,问这问那,他们家、我们家的事儿轮流说。舅舅在边上默默地坐着,隔个两分钟就端起杯子冲我说“喝一个”,一斤酒喝到底儿了,他从头到尾基本上只有这么一句话。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还有我妈在重庆电台最要好的同事黄阿姨。她是电台的资料员,前几年她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我妈接到黄阿姨女儿报丧的电话时,我正好在吃饭,看到我妈拿着电话听了没有两分钟突然放声大哭。
我小时候逢年过节有一半时间在姨婆家,另一半就在这个黄阿姨家。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只要妈妈不在,去的就是黄阿姨家。前面说到的,我妈和同事整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黄阿姨家。黄阿姨家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小勇,女儿叫小辉(多么朴素的名字),我们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我妈去西安了,我在重庆,只要放暑假,黄阿姨都到外婆那里把我接到她家住一阵子,每年如此。(待续)